周克清：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官方网站教授

徐庆伟：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官方网站博士生

陈凤锦：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官方网站博士生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回顾

“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逻辑发生转变。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时期。“竞争”与“博弈”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线，中国亟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强化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2025年，《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印发〈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商流通函〔2025〕56号），要求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一链一策”推进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改造，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和韧性，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优化消费供给水平提供支撑。数智供应链的发展，是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的具体实践，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数智供应链的构建涉及多主体协同与多维要素整合，在技术更迭加快、外部环境趋紧等现实困境下，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数智供应链的有序建设，亟需通过财税政策安排引导资源流向、驱动技术创新与稳定企业预期，为供应链数智化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随着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的深度融合，供应链体系正经历从传统组织结构向网络化、平台化、智能化方向的演化。数智供应链作为融合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新型供应链组织形态，逐步成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共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数智供应链的内涵界定与结构框架。陈剑等（2021）将供应链生态系统界定为围绕“数字—服务—产品包”运行的多主体互动系统，并从空间、时间与系统三个维度刻画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

Bhattacharya et al.（2022）通过构建数字项目驱动的供应链集成框架，试图解决链上企业间信息孤岛问题，推动跨组织间的高效协同。二是关于数智技术的嵌入路径与应用成效。Queiroz et al.（2020）通过综述分析区块链—供应链管理相关文献，阐明区块链应用为不同行业供应链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陈翼等（2024）构建制造商与平台的供应链模型，研究绿色技术投资与基于消费者数据的数智营销合作及成本共担，揭示数智技术促进绿色产品营销的作用机制。浦徐进等（2025）聚焦于数智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协同与优化，探索农产品供应链数智化转型新模式。三是关于数智供应链企业的转型战略与风险治理。Ghobakhlooet al.（2020）通过对制造业供应链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开展案例研究，评估精益数字化制造系统的商业价值。王淑瑶等（2025）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据要素赋能供应链韧性与安全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快地区开放式创新生态建设，放大数据要素的资源配置效能。李晓梅等（2025）发现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促进供应链整合、降低供应链风险提升供应链稳定性。朱国悦等（2025）则聚焦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探讨供应链数字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四是关于支持数智供应链建设的政策设计与路径优化。王静（2025）聚焦数智供应链金融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运行机理与关键症结，探索数智供应链金融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高效发展的中国路径。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财税政策与数智供应链发展”的直接研究较少，但以下领域的研究为探讨财税政策与数智供应链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间接支持。吕宝龙等（2019）构建考虑碳税与补贴政策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探讨制造商在绿色投资、生产与再制造决策中的权衡机制，揭示财政激励在引导企业提升产品绿色属性、优化产量与定价策略方面的重要作用。石绍宾等（2022）强调税收政策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弹性和自主可控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游家兴等（2024）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多维内涵出发，聚焦“断链、弱链、堵链、短链”四类现实困境，系统分析了税收政策在提升链上自主可控力、竞争力、协同力与国际化方面的作用路径。

综上可见，现有文献从理论维度与企业治理角度对数智供应链的运行机理与发展路径进行初步探讨，财税政策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相关研究也较为成熟。然而，针对“财税政策如何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这一命题的系统研究仍较为匮乏，具体表现为：一是现有研究较少聚焦财税政策在数智供应链建设中的嵌入逻辑与政策响应问题，未能揭示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制度支撑作用；二是对财税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分析仍停留在静态激励层面，缺乏对其在动态协同、分层引导与制度耦合中促进供应链安全韧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深入探讨；三是财税政策与数智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尤其在技术更迭加快、外部环境趋紧的现实环境下，缺乏嵌入中国制度环境的本土化理论分析。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财税政策嵌入数智供应链构建与发展的治理逻辑中，突破既有研究仅关注数智技术发展与企业行为决策的分析范式，提出财税政策通过资源引导、创新驱动与稳定预期“三重机制”，系统赋能传统供应链向智能化、协同化与安全可控方向转型，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提供制度支撑，拓展了财税制度与数智经济融合的理论边界；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基于财税政策支持数智供应链发展的现实困境，分析比较国外财税政策优化要素配置、引导关键产业升级与提升协同治理效能的经验做法，提出契合中国制度环境的政策优化路径，丰富了财税政策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研究图谱。

二、财税政策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的逻辑机理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正经历深层次的范式重构。数智供应链的兴起，正是这一变革的时代产物与必然结果。作为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新型供应链组织形态，数智供应链通过数据驱动、动态响应与多主体协同，重构了资源配置路径与产业运行机制，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与安全韧性，成为推动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

（一）数智供应链的内涵界定与主要特征

数智供应链（Digital Intelligence Supply Chain），是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智能算法为引擎，通过对供应链全流程、全要素、全节点的智能感知、实时分析与动态决策，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与系统效能提升的一种新型供应链组织形态。

相较于传统以经验管理为特征的供应链体系，数智供应链强调数据驱动、动态响应与全链协同的深度融合，其演化路径不仅体现出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也体现出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资源配置机制与组织治理逻辑的革新性。其核心目标在于打破信息孤岛与技术壁垒，构建实时感知、智能响应与协同运作的一体化供应网络。通过数据、算法与平台的深度整合，提升系统整体的安全性、韧性与可持续性，推动供应链从“链式分工”向“平台协同”的演化，从“经验管理”向“数据智能”的跃升。其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数据嵌入构成数智供应链系统演化的核心驱动。数智供应链借助物联网、RFID、边缘计算等技术，构建“物理实体—数字映射”可视化管理机制，实现各节点业务数据的实时捕捉与回传。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台与算法平台，打通供应链各节点间的数据孤岛，完成结构化、异构化数据的高效集成与融合分析，为供需匹配、流程优化、库存控制等关键环节提供实时决策支持。

第二，动态响应构成数智供应链迭代优化的关键支撑。数智供应链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先进技术，构建“多节点—多路径—多策略”的分布式网络架构，实现关键资源的冗余部署与运行路径的动态切换。通过数字孪生、仿真模拟与预警机制的深度嵌入，对潜在风险进行事前识别、事中干预与事后修复，在突发事件中自主优化资源配置路径，保障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持续运转与系统的有序重启。

第三，全链协同构成数智供应链结构运作的组织基础。数智供应链依托统一的数据接口、通信标准和算法协议，整合上下游企业、平台企业与第三方服务机构，形成多主体、高频次、深耦合的协同运行机制。在数智供应链平台主导下，基于规则引擎与任务分发机制，供应链各参与方围绕“信息—交易—服务”闭环展开高效互动，实现需求预测、资源共享、流程协同等多层级联动。

（二）财税政策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的内在逻辑

数智供应链作为融合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新型供应链组织形态，正在重塑传统产业链的组织结构与运行范式。财税政策在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资源引导、创新驱动与稳定预期“三重机制”，实现对数智供应链发展的系统赋能。

1.资源引导机制

经济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规则安排影响要素的相对收益结构，引导资源流向并提高配置效率（胡磊，2025）。数智供应链的运行本质上是一种以数据和信息为核心、跨平台多节点协同的资源配置过程，其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技术与资本等要素在供应链中的配置速度与协同程度。在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完全并存的条件下，单纯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要素配置，难以有效克服协调障碍，进而引发资源配置偏离与交易成本上升。

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孙鲲鹏等，2025）。财政支出的精准投放和税收政策的有效调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要素相对收益结构，促使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向供应链关键节点和高附加值环节集聚，在多边交易环境下降低协同成本与履约风险。但是财税政策的资源引导并不必然转化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其赋能效果有赖于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之间的有机结合。免税、减计收入、加计扣除与投资抵免等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的有效互补，可以缓解链上企业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的资源约束与成本压力，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平台共建和数据互认，增强各主体在数智供应链平台的协同效率，构建起嵌套于网络结构之中的信任机制，稳定供应链关系网络、强化组织间的长期协作意愿，实现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2.创新驱动机制

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引发的“创造性破坏”过程（Schumpeter，1942）。在这一意义上，创新不是对外部冲击的被动回应，而是企业在制度激励与竞争约束下，主动组织和重构生产要素的能动行为。数智供应链作为集成数字技术、智能算法与平台生态的新型供应链组织形态，其结构演进与效率提升，依赖于持续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协同创新。

企业创新能力禀赋是影响产业平台产品创新与生态创新的重要因素（欧阳耀福，2025）。制度激励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取决于激励强度、政策持续性以及其与企业内生创新动力之间的耦合程度。创新激励导向的财税政策可以调整链上企业创新活动的成本结构与收益预期，改变企业在研发投入与创新协作中的行为选择，为多主体参与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协同创新提供制度激励。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合作创新采购与数智技术改造贴息等政策工具，通过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并分担技术风险，引导链上企业积极开展链式创新，提升数智供应链创新网络的协同效能，缓解数智供应链领军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技术壁垒，逐步塑造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的创新生态。

3.稳定预期机制

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是基于对未来预期的理性选择，积极预期能够增强市场信心，释放投资动能（胡艳等，2025）。企业对未来发展的判断并非完全由市场机制所决定，而是在制度环境中通过对政策导向及其制度信号的整体认知而逐步形成。在高度依赖信息共享与跨主体协作的数智供应链系统中，链上企业的跨期规划与投资决策更依赖于宏观政策所传递的制度信号与目标导向。

财税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制度安排，通过税收规则设计与财政支出安排，引导链上企业形成对未来发展的积极预期。这种积极预期可能在链上企业间引发“羊群效应”，引致企业群体行为的一致化。明确的税收优惠适用规则、中长期导向的专项资金计划等激励措施，能够增强链上企业对未来收益与政策红利的可预见性，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与协同效率，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围绕中长期目标深度协作，规避短期市场波动或政策调整对企业数智化转型的影响，实现政府与市场主体协同治理，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财税政策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的现实格局与困境

近年来，中国在强化财税政策的战略引导功能，着力完善以技术创新和数实融合为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建设高效协同、智能演进的数智供应链方面取得持续进展，但也面临来自新型要素制度识别与企业需求结构演化的适配性挑战，制度供给与链上企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配，制约了财税政策在引导资源配置、驱动创新协同与稳定企业预期方面的整体效能。

（一）财税政策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的现实格局

中国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持续完善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为核心的财税政策体系，系统推进数智供应链建设与产业链数智化转型，逐步形成产业集聚、协同创新与链群融合共进的格局。

一是财税政策支持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平台建设。地方政府通过分担供应链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及相关研发投入，降低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平台的建设成本与运营风险，增强企业对创新回报和投资收益的预期，加快数智供应链建设发展。例如，广州市支持建设交通物流、产业融合的基础性、功能性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对纳入国家、省试点及示范工程的平台或项目，按照不高于平台建设或项目智能化年度投资额的20%给予资金奖励；厦门市支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与行业领先数字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合作，打造供应链数字服务平台，按其年实际支付技术服务费的20%给予补助，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相关财政补贴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平台的建设和发展，逐步形成产业集聚与协同创新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提升了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二是财税政策支持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转型。现行财税支持政策通过税收激励与财政奖补协同发力，引导企业开展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转型。例如，《关于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4年第9号）明确提出，企业在2024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投入，不超过该专用设备购置时原计税基础50%的部分，可按照10%比例抵免企业当年应纳税额；安徽省支持供应链数字化改造，对无人配送、共享云仓、共同配送、统仓统配等符合条件的省级供应链数智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按项目设备、工业软件购置额予以最高10%的奖补，单个项目省级最高奖补500万元。这些财税扶持政策有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与协同化发展，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巩固实体经济根基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二）财税政策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的现实困境

财税政策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战略目标，在持续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仍面临要素识别滞后、行业差异响应不足、中小企业支持体系薄弱以及跨层级协同不畅等问题。

1.财税政策对数智要素的制度化识别有待完善

数智要素深嵌于数智供应链各环节，是保障其高效运作与安全稳定的关键。为规范数据资产的确认与核算，《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2023〕11号）在制度设计上为企业数据资源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引，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智要素的权属界定、价值评估及税收衔接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数据要素白皮书（2024年）》数据显示，2024年半年报中仅有3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数据资源入表金额，合计金额5.05亿元，大部分公司数据资源入表金额占总资产金额比例不高于1%。数智要素资源权属边界模糊、经济效益评估机制不健全，企业难以对相关数据资产进行明确识别与归集，使得其难以进入可税前扣除的资产或费用范畴，直接限制数智要素在数智供应链发展中的价值释放。

2.财税政策尚未建立“一链一策”的精准支持机制

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物流业是数智供应链建设的重点领域，“一链一策”推进供应链数智化改造，是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和安全韧性的必然要求。《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印发〈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商流通函〔2025〕56号）明确提出，要根据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供应链特征，“一链一策”推动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与可视化改造。在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物流业等数智供应链重点领域，现行财税政策尚未精准匹配数智化农产品市场建设、制造业数智化管理平台构建、批发零售业商品市场数智化改造和物流业智能仓储、智慧港口与多式联运平台等数智供应链关键环节建设，制约数智供应链内部资源整合与高效协同。以农业数智供应链为例，根据《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可知，2020年，全国用于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达341.4亿元，仅占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的1.4%，县均投入1292.3万元，远低于实际农业数智供应链建设发展需求。

3.财税政策对链上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支持体系有待健全

中小企业是数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智化转型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内在要求。近年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的通知》（国科发政〔2017〕115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1〕148号）等多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在推动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探索数字化应用与稳定企业创新预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持续推进与深化实践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完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数据显示，79%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初步探索阶段，12%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应用践行阶段，仅9%的中小企业达到深度应用阶段。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支持体系的不健全容易导致链上中小企业数智化应用“能力分化”，影响数智供应链多主体协同效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提升。

4.财税政策支持数智供应链建设的调度协同机制仍需优化

数智供应链具有跨区域、跨行业和跨主体的全链协同特征，对财税政策的统筹协调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现行财税政策在支持数智供应链建设的跨区域协作与跨部门协同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一方面，区域间财税政策协同不足，影响数智供应链的跨区域布局与要素流动。当前，各地区围绕本地优势产业制定扶持政策，缺乏跨区域统筹联动与协同机制。部分地区对跨区域协作类项目支持意愿不足，相关财政安排难以实现共担与共享，影响协同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跨区域数智平台构建，削弱数智供应链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要素整合与产业联动的能力。另一方面，财税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协同不足，影响支持数智供应链建设的政策统筹。数智供应链建设涉及财政、税务、商务、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客观上要求各部门在支持数智供应链发展过程中实现协同规划与政策联动。从现实运行情况看，财税部门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健全，缺乏对跨部门政策目标一致性与执行路径协同性的统筹安排（李燕等，2024）。

四、财税政策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的国际经验

国外虽未形成与中国“数智供应链”完全等同的概念内涵，但在产业数字化与供应链智能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多国高度重视通过财税政策优化要素配置、引导关键产业升级与提升协同治理效能，推动先进生产要素在跨主体、跨区域之间高效流动，其政策设计与执行路径为中国构建适应数智供应链运行特征的财税支持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构建对数智要素的财税识别机制

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实现对数智要素的财税识别，不仅有助于明确数智要素权属，还能够有效引导企业聚焦数智技术应用与数字经济价值链拓展，保障数智供应链的高效运作与安全稳定。

马来西亚“数字生态系统加速计划”（DESAC）通过构建以数智要素为核心的财政识别与税收激励，支持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数字经济价值链发展。该计划围绕项目在资本支出、薪资结构、本地供应链开发、绿色技术采纳与Industry 4.0关键要素引入等方面的数智化投入表现，设置“最低+附加”门槛，对企业实施差异化财政补贴。新设企业根据数智项目合规性分为两个层级，分别给予为期5年或10年的所得税优惠：Tier 1企业可享受100%投资税额抵免（ITA）或10%优惠税率，Tier 2企业则可获得60%投资抵免或15%优惠税率。已设企业若扩展数智相关项目，根据投入强度可享受60%或30%抵免，最高可抵扣应税所得的70%。

马来西亚DESAC通过明确数智要素识别标准并实施分层财税激励，引导企业优化投入结构、聚焦核心技术应用，支持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数字经济价值链发展。对中国而言，这为完善数智要素的会计核算与财税激励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强调了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与透明度，有助于引导企业针对供应链关键环节加大投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数智供应链的运行效率与韧性。

（二）支持重要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建设

支持重要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建设，是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数智供应链结构优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重要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建设能够强化战略资源调配，提升核心技术攻关和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撬动全局性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数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2022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芯片法案》，用以维护欧洲半导体技术领先水平与芯片供应安全。该法案预计调动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重点投向半导体设计工具部署、量子芯片工程建设以及节能晶体管研究等核心前沿领域，同步推动建立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协调平台，提升全链条协同治理能力。类似地，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设立527亿美元专项财政资金，重点用于半导体制造激励、半导体研究及新兴技术开发。其中，390亿美元为建造、扩建或更新半导体生产设施的项目以及对生产半导体材料和制造设备的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项目提供资金；110亿美元用于支持半导体技术研发、材料科学研究与封装制造技术提升；27亿美元用于国防用途转化、国际间合作与产业人才培育。同时，配套实行半导体行业25%的投资税收抵免政策，以缓解企业在技术设备、材料与研发设施上的初始投入压力。

欧盟《欧洲芯片法案》及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专项财政资金投入和税收抵免政策，激励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战略资源调配及供应链风险预警与应急协调平台建设，推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对中国而言，“一链一策”推动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与可视化改造，应配套专项财政投入与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传统批发零售、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等关键主体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三）强化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财税扶持

中小企业是数智供应链建设的重要主体，在上下游数据流转、供应链信息交互及产业链韧性提升中发挥关键作用。强化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财税扶持，有助于稳定企业创新预期与投资意愿，提升数智供应链的协同效率与安全韧性并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德国在“工业4.0”战略指引下，高度重视中小企业数智化能力建设，先后出台《数字化行动议程（2014—2017）》《数字化战略2025》《人工智能战略》《数字化实施战略（第5版）》《机器人与自动化2028》等三十余项国家重点战略，将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纳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全局（丁纯 等，2024）。德国政府通过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项目支持体系，设立“中小企业4.0能力中心”“数字中心”等专项服务平台，提供涵盖数字技术咨询、转型路径识别、技术测试与技能培训的一体化服务支持。同时，“中小企业创新计划（KMU - innovativ）”“中小企业创新集中计划（ZIM）”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计划（Mittelstand Digital）”等财政专项资助计划为中小企业在技术研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制造升级等关键环节提供财政补贴和贴息贷款，稳定企业创新预期与投资意愿，保障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持续推进。

德国通过专项服务平台建设和数智化转型财政专项资助，构建起涵盖技术咨询、能力培训、项目辅导与资金保障的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支持体系。对中国而言，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政策设计应兼顾投资激励与能力建设，提高企业对创新成果转化及潜在经济收益的可预期性，形成支持中小企业推进数字技术应用、智能制造升级和供应链关键环节建设的长效机制。

（四）实现供应链相关主体间调度协同

数智供应链的建设离不开多主体、多环节的协同运作。实现供应链相关主体间的调度协同，能够优化数智要素整合、增强产业联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部门间政策协同与执行效能。

为降低行政成本、提升监管部门执法与跨部门协同能力，并推动货运运输和物流可持续发展，欧盟开展电子货运信息（eFTI）平台建设，使货物运输数据能够在企业数据管理系统、政府部门及业务合作伙伴之间安全共享。该项目由欧盟“连接欧洲基金”交通领域专项资金（CEF TEN-T）提供支持。其中，eFTI4EU项目汇集了爱沙尼亚、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成员国的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和技术服务商，以开发可互操作的技术方案、开展国家及跨境应用测试为重点，总预算为2830万欧元；eFTI4ALL项目则进一步配置168.5万欧元预算，积极拓展eFTI平台在更多成员国政府、物流企业和技术服务商的覆盖范围，推动eFTI平台在更多供应链相关主体间的应用与落地。

eFTI平台通过标准化电子运输信息的采集与上传，实现不同企业、政府部门及成员国之间的电子运输信息互联互通，强化监管部门的执法效率与协调能力，提升成员国间的跨境协作水平，推动货运物流的数字化、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在推进数智供应链建设过程中，可借鉴欧盟eFTI平台的建设经验，探索构建跨部门电子信息平台和标准化数据接口，提升供应链信息流通效率与跨部门政策执行效能，推动相关部门实现协同规划与政策联动。

五、优化财税政策赋能数智供应链发展的中国路径

当前，中国正处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构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财税支持体系，已成为推动数智供应链建设发展、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现实需要。面对数字化、智能化加速重塑产业组织方式的新形势，财税政策的优化路径应立足于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统筹兼顾激励引导、能力建设与协同治理等关键环节。

（一）完善供应链数智要素投入的财税识别激励

针对数智要素资源权属边界模糊、经济效益评估机制不健全的现实问题，应在控制财政风险和提升政策精准性的前提下，探索完善数智要素识别与财税激励机制，推动数智供应链建设与制度供给的有序衔接，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提供政策支持。

一是完善数智要素识别，健全数智资产经济效益评估。应结合《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2023〕11号），完善数据资源、算法模型、数智平台等数智要素的会计标准和核算方法，明确数智要素在数智供应链中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属性。健全数智资产的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推进数智资产的标准认定与合规增值，规范价值评估、信息披露、收益分配及交易流通要求，防范税基侵蚀和政策套利，推动数智要素在数智供应链发展中的价值释放。

二是健全数智要素投入财税激励机制。应明确数智供应链相关数智资产交易、算法授权与数智平台服务等业务的适用税制规范，健全数智要素投入和平台运营收入的核算范围与优惠政策标准。在此基础上，可针对平台企业与供应链主体的数据交易收入、算法授权收入等特定业务，设计包括税率优惠、加计扣除或所得税减免等在内的税收激励政策，优化企业数智要素投入产出匹配。同时，探索构建与数据资源、算法模型、数智平台等数智要素投入相适应的财政扶持政策，通过专项资金或投资贴息等方式支持企业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并配套建立动态评估机制，避免形成资金依赖和资源错配，为企业数智化转型提供可持续制度保障。

（二）保障重点领域数智供应链建设的财税精准支持

围绕重点领域数智供应链建设需求，财税政策支持应立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的总体目标，遵循“一链一策”的原则。在充分评估财政承受能力和政策实施成本的基础上，构建差异化、分层次的财税支持体系，推动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数智供应链建设高效发展，增强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一是提升农业供应链组织水平。财税政策应支持智慧农业发展，配合“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促进农业各领域各环节数智化转型，夯实农业数智供应链发展基础。结合农产品生产、储存、流通和消费环节的数智化建设需求，引导资源投向数智化农产品市场、冷链物流运输和仓储配送网络建设，促进农产品产供销储运各环节有效联动，打通农产品供应链“最先一公里”。

二是促进制造业供应链智能发展。财税政策应服务于智能制造工程和制造业数智化转型的实际需要，支持企业推进物资采购、自动排产、库存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数智化管理平台建设。深化《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规〔2023〕258号），通过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技改融资实施贴息支持等措施，缓解制造业企业数智技术应用的成本约束，推动生产制造向标准化、柔性化和智能化方向演进，增强制造业供应链智能发展能力。

三是增强批发业供应链集成能力。财税政策应支持大宗商品、农产品、消费品等领域数智化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商品市场数智化改造，拓展多层次、网络化的供应链服务网络。积极引导批发企业发展电子统一结算和配套信息系统，促进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协同整合，提升商品流通的透明度与监管效能，增强批发供应链的运行韧性与安全水平。

四是优化零售业供应链供给水平。财税政策应引导企业推进集采集配、统仓统配、自动补货与供应商直配等数智化运营模式建设，推动生产组织方式与消费需求变化的有效衔接。聚焦零售企业数智化改造、数据平台运营与消费场景创新环节，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提升零售业供应链的供给水平与运营效率。

五是推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财税政策应聚焦智能立体仓库、无人配送系统和网络货运平台建设，推动物流与产业、贸易、消费融合发展。支持贸港航一体化发展，引导机器视觉、智能传感、射频识别等技术应用，推进多式联运信息互联共享，提升货运物流在复杂环境下的运行韧性与应急调度能力，为保障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支撑。

（三）健全链上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财税支持体系

考虑到供应链中小企业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转型动力不足、技术研用有限等现实约束，应审慎发挥财税政策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激励的引导作用，通过系统化、精准化和可持续的政策安排，强化中小企业在数智供应链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财政金融协同，支持链上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24〕239号），围绕中小企业在数智化管理平台接入、供应链数据标准对接等共性需求，探索以财政贴息、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方式降低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成本。在数智仓储、智能采购、协同排产等基础性设施建设领域，可对符合产业导向、绩效目标的项目给予分比例、分阶段的财政支持，并通过事后评估、绩效挂钩和风险分担机制，防范财政资金沉淀，降低转型失败风险，提升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与有效性。

二是完善税收激励机制，增强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动力。在现有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所得税抵免政策下，审慎拓展中小企业数智化投资的政策适用范围，将企业在采购和应用云服务、工业软件、数据资产会计处理服务、算法模型以及标准化数字解决方案等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数智化改造支出，按规定比例用于抵免企业当年应纳税额。对于经备案、符合供应链数智化建设的技改或数智化投资项目，可在依法合规前提下优化税收征管安排，通过简化审核、减免预缴、延后征税等灵活政策，增强企业对投资收益的预期，形成支持中小企业数智化发展的长期激励机制。

（四）实现支持数智供应链建设的财税协同格局

在构建数据驱动型供应链体系过程中，应着力完善财税部门、数智供应链企业及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调度协同机制，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主体高效联动的动态治理网络，形成系统完备、协同高效、支撑有力的财税协同格局，以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与运行效率。

一是完善跨区域财税协同机制，改善数智供应链跨区域协作条件。在现行财政体制和地方发展差异条件下，探索建立支持数智供应链发展的区域政策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政策口径衔接、信息共享和项目对接等方面形成制度化安排，减少因区域政策差异对链上企业协作造成的制度摩擦。在条件相对成熟的重点产业带和跨区域供应链集群中，探索财政责任共担、建设成果共享的协作模式，重点支持协同型基础设施和跨区域数智平台建设。通过规范跨区域项目储备和协同推进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统筹配置的透明度与约束性。在控制财政风险的前提下，改善数智要素跨区域流动及供应链协作条件，推动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与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

二是完善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提升支持数智供应链发展的执行效能。健全财政、税务与发改、工信等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推动数智供应链相关政策在目标设定、路径选择与执行安排等方面实现前端协同与过程联动，增强政策工具的协同性与互补性。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构建跨部门电子信息平台和标准化数据接口，并完善联评联审与综合监管机制，强化部门间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提升政策执行效率。通过合理匹配财政资金与产业资源，构建支持数智供应链跨行业、多层级协同发展的政策协同安排，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六、结语

数智供应链是推动产业体系向智能化、协同化演进的关键枢纽，也是实现要素高效配置与技术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加速融入经济运行体系，数智供应链不断重塑产业组织模式与价值创造方式，成为培育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依托。财税政策不仅承担调节经济结构与引导资源配置的基本职能，更在重塑供应链组织形态、优化要素流动路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数智化变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供应链运行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智能化、协同化演进，对财税政策在要素识别、制度响应与政策协同等方面提出更高适配性要求。当前，财税政策在支持数智供应链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要素识别滞后、行业差异响应不足、中小企业支持体系薄弱与跨层级协同不畅等现实挑战，难以有效响应数智供应链多主体、高频次、深耦合的全链协同特征。为有效回应新时代供应链智能化发展要求，应增强财税政策对数智供应链发展的支撑作用，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健全税收激励机制与强化调度协同体系，为构建韧性强、效率高、运行稳的数智供应链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财税政策也需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坚持权责明晰、激励有效、调控有序的制度导向，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发挥财税政策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实体经济根基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资料来源：《财贸研究》2026年第3期